西湖孤山放鹤亭，与宋代林逋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有关。据《西湖志》记载，崔世召在浙江为官时，曾重修放鹤亭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清代《桂东县志》中对崔世召的记载，称赞其“以实心行实政”。 资料图片

明崇祯八年（1635）的一天，广东连州城外，百姓扶老携幼，自发聚集于道路两旁，挽留一位即将离任的知州。这位令士民感念的知州，是将近古稀之年的崔世召。他59岁方入仕途，以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精神，在江西、湖广、浙江、广东多地留下勤廉为官的足迹。

煦若春霖，为民造福解民忧

位于浙闽之间的海滨城市福建宁德文脉悠长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在此讲学，宋元之际宁德籍理学家陈普著作丰富，以弘扬朱熹理学为毕生职志，对本地崇儒风气的兴盛影响深远。

明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崔世召出生于今宁德市蕉城区的一个儒学氛围浓厚的家庭，他的曾祖崔俌曾担任过地方官学学正之职，祖父崔廷益曾任宁德县医学训科，父亲崔允元则为邑庠生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崔世召“幼承家学，聪明敏达，丰姿俊秀，学问渊博”，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教育。

然而，他的科举之路十分坎坷。晚明科举竞争激烈，无数士子皓首穷经仍难中举。崔世召43岁方中举人，此后三赴春闱不第，就在备战下一次会试期间，父亲骤然离世，作为长子的崔世召毅然放弃科举前程，留在家中侍奉母亲。直至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年近花甲的崔世召才被授江西崇仁知县，开始了宦海生涯。这个年纪，对于许多官员而言已是接近致仕之时，于他却只是起点。

崔世召在崇仁任上“葺学、缮城、治梁、课赋”，修缮县学，为寒门子弟创造求学条件；加固城墙，保障百姓安居；整修桥梁道路，促进商贸流通；清理田赋税收，减轻民众负担；更为难得的是“两载以来，一尘不染”，坚守清廉，不为利禄所动。

然而，真正的考验迅速到来。天启年间，魏忠贤把持朝政，嚣张跋扈，各地为之建生祠，并献诗文以奉承。崔世召的诗文在当时颇有名气，或许，他已想到自己迟早会有一天要面对“献诗”的问题。当这一天来临时，崔世召底气十足，坚拒为魏忠贤献诗，对来人说：“是安得污我清泉白石耶？”他知道自己必将遭其报复，但担心的不是个人安危，而是治下百姓。他对同僚说：“宁毙我，毋累崇人。”这种将百姓利益置于个人生死之上的情怀，正是儒家“仁者爱人”思想的体现。不久，他被构陷入狱，押赴南京候审。临行之日，崇仁百姓沿路哭送，他面无惧色，在诗中慷慨写道：“男儿具气骨，挥斥健如虎。”

崇祯即位后，迅速铲除魏忠贤势力，崔世召得以沉冤昭雪，重获自由。这段生死考验，成为他宦海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他亦因此被称赞“劲节正气，照耀寰中”。

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崔世召被任命为湖广桂东（今湖南郴州桂东）知县。桂东地处罗霄山脉腹地，山高路险，商旅不通，民生困苦。崔世召到任后，深入民间，走访乡里，了解百姓实际需求。他发现，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交通，八面山的崎岖小道，“人过要低头，马过要去鞍；一线猿猱路，险如蜀道难”，当地特产难以运出，外界物资难以进入。然而，开辟道路需要大量资金，而县库空虚，财政紧张。

为此，崔世召捐出自己一年的俸禄，并鼓励乡绅捐资。在他的感召下，众人纷纷响应。经过数月艰苦施工，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山路终于贯通。这条被百姓亲切称为“崔公路”的道路，不仅便利了商旅往来，更打开了山城通向外界的大门。《湖广通志》称赞他“文学政事，两擅其优”。

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崔世召转任浙江盐运司副使。盐课是明代财政的重要来源，也是腐败频发的领域。崔世召到任后，“清理积年案卷，昼夜披览”，了解到当时盐政弊端主要集中在“引目混乱、秤头不公、胥吏盘剥”三个方面。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，便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，他建言推行一系列改革：统一盐引格式，防止伪造；公开称量标准，允许盐商监督；严惩贪墨胥吏，整肃盐政队伍。这些措施无疑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，有人暗中威胁，有人试图贿赂，但崔世召不为所动。他曾对下属表示，我们身为盐官，若不能革弊兴利，有何颜面面对朝廷与百姓。在公务之余，他还留心杭州的文化建设，西湖湖心亭与放鹤亭年久失修，他再次捐出俸禄，并倡导修复。

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崔世召来到广东连州任知州。连州是广东的直隶州，地处南岭山区，境内瑶族、壮族、客家人聚居，治理难度很大。他到任后，为减轻百姓负担，奏请朝廷减免赋税，颁布了“垦荒三年不征，受灾酌情减免”的政策，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当地治理难题。

他还多次深入瑶寨，与瑶族首领对话。语言不通，便通过翻译了解他们的诉求；习俗不同，以尊重获得他们的信任。他以诚意感动了瑶族群众，最终使“州俗以熙”，使当地社会秩序更和谐。离任前，他还主持开凿了“天泽泉”，解决农田灌溉问题，百姓感其恩德，称之为“崔公清德泉”。崔世召逝世后入祀连州四贤祠，其名字与南宋理学家张栻等人，长存连州百姓心中。

崔世召为官始终秉持儒者本色。他的同代人、文学家李日华评价其“生平宦辙所经，惠泽煦若春霖，丰棱凛于霜锷”，为政如春雨降临大地，及时回应百姓所需，而品格如寒霜一样坚白。

诗无俗气，秋谷枕流返本真

崔世召不仅是一位清官，也是一位学识渊博、情感丰沛的诗人与文士。诗文山水之间，有他的精神家园。晚明士人通过诗文唱和、书信往来构建了一个广泛的交游网络。崔世召以其学识与人品，也成为网络中的一员。

晚明学者陈继儒，闻名于东南士林，《小窗幽记》是他的代表作，他对崔世召拒与阉党同流合污、坚守气节的事迹深为敬佩，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，讨论诗文，交流思想，成为精神知己。

此外，崔世召与谢肇淛、曹学佺等当时文坛名家也有交往。时人称他为“词坛之射雕手”，谢肇淛评其诗“工为诗，禘汉而宗唐，才情宛至”。这并非客套之词，而是建立在对其作品深入阅读与理解基础上的评价。

崔世召著有《问月楼集》《秋谷集》等，他的文学创作是了解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。他的诗歌既写山水田园之趣，亦抒感时伤世之怀，更有描写宦游心境之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题材为何，其诗中始终贯穿一种清澈高洁的气质，这正应了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中对其“诗颇清澈，无尘坌气”的评价。

崔世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，最终实体化为宁德城西的“秋谷别业”。这一举动在晚明士人中颇具代表性，以园林作为安顿自己的身心之地。

崇祯八年，崔世召致仕归乡，隐居于此，直至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逝世。对他而言，这不仅是身体的回归，更是精神的返乡。历经宦海浮沉，看尽世态炎凉，已是人生迟暮，他终于可以回归自然与本真。他在溪畔一方巨石上，亲手刻下“枕流”二字。这一行为，值得深入解读。

从形制上看，“枕流”二字为楷书，笔力遒劲，结构严谨，显露出深厚的书法功底。每字约一尺见方，阴刻入石，深度约半寸，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，至今仍清晰可辨。

从内涵上看，“枕流”源自“漱石枕流”的典故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晋代有个叫孙楚的人，年少时欲隐居，本应对友人王济说“当枕石漱流”，却误说为“漱石枕流”。王济诘问：“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”孙楚机智应答：“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砺其齿。”这一典故成为隐逸高洁的象征。崔世召选用此典，既是对眼前清溪的写实，也不妨理解为他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期待：历经宦海风涛与时代震荡，他最终选择让潺潺流水涤净尘虑，回归内心如“清泉白石”般的澄澈本真。

如今，秋谷别业已不复存在，但这方石刻却还静卧于草木之间，与清风明月为伴，继续诉说着一个晚明士人的精神追求。当地学者指出，“枕流”石刻已成为宁德重要的文化遗产，它不仅属于崔氏家族，更属于所有追寻精神家园的人。

劲节流芳，诗书廉义传家声

崔世召留给后世的，远不止令民思之的政绩与无尘坌气的诗文。他晚年曾立下家训，如“爱国守法为官必廉”“聚财万千济贫更贤”“祖宗虽远祭奠往返”“处事立身义礼必先”“精勤荒戏谨记耳边”等，言简意赅、意蕴深远。

在崔世召制定的家训中，“爱国守法为官必廉”置于首位。在他看来，为官者首先必须爱国，而爱国的具体体现就是守法与廉洁。

家训中“聚财万千济贫更贤”一句，反映了崔世召的财富观。他并不否定财富，而是强调财富应取之有道，并用于济贫行善，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价值，使更多人受益，这在商业化的晚明社会是一个务实而积极的选择。

崔世召制定家训后，并非仅仅将其写在纸上、刻在石上，而是通过言传身教，使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据《崔氏族谱》记载，他定期召集家族成员讲解家训内涵，并结合古今事例，阐释其中的道理。对于违反家训的行为，他会进行批评；对于践行家训的善举，则予以表彰。

崔世召对后辈的教育，展现出超越传统局限的卓识。他对子孙一视同仁，尤其注重挖掘和培养女性后代的才华，这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。

崔嵸是崔世召幼子，天资聪颖，崔世召悉心教导，为其讲解经史，指导诗文创作。但他并不限定其子只能走科举这条路，而是鼓励他发展多方面兴趣。崔嵸以诗闻名，十来岁时就刊刻了第一本诗集《耕秋集》。崔嵸晚年潜心著述，为地方编纂了《续宁德县志》等。

崔绣天是崔世召孙女，喜爱绘画。当发现她的天赋后，崔世召不仅给予她鼓励，还聘请画师到家中进行指导。在祖父的支持下，崔绣天画艺日进。因其在绘画上的成就，她被列入《福建通志》等地方志中，成为闽东历史上著名的女画家。

崔氏家风中刚直与仁爱的特质，在清康熙年间再度迸发光芒，证明了优秀家风的持久生命力。

崔世召族孙崔秉镜于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出任浙江宁海知县。第二年，耿精忠为祸东南，社会动荡。崔秉镜通过核查县库、动员士绅、请求上级支援等多种渠道，筹集足够的粮草，既满足军队需求，又未过分加重百姓负担。他组织防御有方，《福建通志列传补编》说“宁海不遭兵燹，秉镜之功也”。事后，崔秉镜大力恢复生产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当他得知邻近的天台、仙居两县有许多百姓被强盗掳掠后，他设法营救出两百多名男女。这一义举赢得了三县百姓的深深感激。

四百年时光流转，沧海桑田，历史从未忘记这位以“清泉白石”自喻的清官。今天，当我们在地方志中阅读崔世召有关的记载，在博物馆中观赏崔绣天的画作，在秋谷别业遗址中寻觅“枕流”石刻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与一种精神传统对话。